认识新形势 把握新要求,全面履行监督责任

发布时间:2014-09-10发布者:系统管理员浏览次数:1

王立英

同志们:

十八大以来,中央重拳惩治腐败,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策略、工作体制、工作方式、职能定位上,做出重大调整。当前,高校党风廉政建设、纪检监察工作面临的环境、条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如何把握新形势、领会新要求、提出新措施、开创新局面,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为破解难题,经教育部党组和贵仁同志的批准,我们举办这次培训班。培训班的主题是:认真贯彻习近平同志系列讲话精神,全面领会“监督责任”的深刻内涵,不断创新纪检监察工作,着力提升执纪监督能力。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三次会议精神上来,做到“真学”;把中央要求内化于心,做到“真懂”;把中央决策部署体现到工作实践之中,做到“真用”。围绕这一主题,我从三个方面谈谈认识和体会,和同志们交流。

一、从党的发展历程中,把握监督的时代新要求

加强监督,是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必然要求。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党的监督工作,把强化监督作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保障,不断创新,不断深化,不断赋予时代特点和新的内涵。我们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认识和把握监督规律。

(一)在监督战略上,要坚持一个方针,服务一个体系,推动实现一个总目标

1.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就提出多项监督要求,如:“地方执行委员会的财政、活动和政策,必须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著名的“窑洞对话”,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时说,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邓小平同志强调,要按照从严治党的要求进行自我约束和自我完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党内监督作为建国以来十大经验教训之一加以明确。江泽民同志指出,新的历史条件下,能不能成功解决党内监督问题,尤其是对高中级干部的监督问题,是加强党的建设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胡锦涛同志把“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强调,新形势下,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十八届一中全会上要求“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抓好党的自身建设”;他在与中外记者见面时提出,要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这些重要论述告诉我们,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贯穿党内监督一条永远不变的主线。

2.要服务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习近平同志把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和顶层设计的高度。我们党从最早侧重遏制和治标,到提出“标本兼治”,再到十六大提出“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发展到十七大、十八大提出“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始终把构建监督体系,作为惩防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但随着党的建设事业发展和惩防体系建设深化,监督的功能、定位有所调整。2005年颁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把监督与教育、制度确立为惩防体系三大工作布局;在《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中,构建了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治6项工作布局;2013-2017年《工作规划》提出了新的三项工作格局,即“坚持不懈抓好党的作风建设、坚决有力惩治腐败、科学有效预防腐败”,将监督融入三项任务全过程,强调惩防体系建设要贯穿监督的理念和要求。我体会中央的精神是,更加注重监督的预防功能,更加注重监督的保护作用;作风建设需要坚持不懈的监督保障,惩治腐败表现为监督的一种特殊方式,预防腐败强化了抓早抓小的监督理念。

3.要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监督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这是从改革发展的视角认识监督。30多年前,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两项重大决策:一是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二是恢复重建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加强党内监督。实践证明,两项决策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只有不断加强党内监督,才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保证改革开放顺利推进。30多年来,监督工作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与时俱进,取得重大实践成果、制度成果和理论成果。这些成果,也是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宝贵财富。当然,其中有艰辛、有曲折,来之不易。比如,改革过程中由于新旧制度转换的落差和时差,体制机制上的缝隙和漏洞,为一些人提供了寻租、搞腐败的机会,价格双轨制、国企改制过程中都出现过这些问题。其重要原因是——监督没有跟进。再比如,《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起草历时10年,2003年正式实施;《党内监督条例(试行)》,起草历时13年,1990年十三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拟定该条例,2003年才发布试行,已经试行11年。为什么从起草到试行,需要这么长时间?也说明了监督任务的复杂性、艰巨性;反映了党内监督的理论和实践,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决定》共16章,有13章涉及解决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旨在使政府监管、市场调节、社会服务三者的边界更加清晰,贯穿其中的治理理念是“强化监督”。我们要从强化国家治理体系的视角去认识监督工作,加强执纪监督。

(二)在监督策略上,要突出重点对象、重点内容和重点环节

1.把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作为重点监督对象。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和需要切实解决的重大问题。党章指出:“不允许有任何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接受党内外群众监督的特殊党员。”同时,把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作为监督重点。《党内监督条例》规定:“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这是我们党第一次以党内法规形式明确监督的重点对象。十七大《党章》规定:“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接受监督。”这是我党第一次对中央政治局的监督,作出明确规定。十八大把“加强对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写入了《党章》,这在党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十八大以来,进一步强调了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习近平同志指出,不想接受监督的人,不能自觉接受监督的人,觉得接受党和人民监督很不舒服的人,不具备当领导干部的起码素质;对于一把手的监督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由于监督缺位、监督乏力,少数一把手习惯于凌驾于组织之上、凌驾于班子集体之上;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

2.把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作为重点监督内容。表明监督的内容要适应党的工作重心的调整。80年代初期,在物资缺乏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上出现“走后门”现象,为此中央作出了向“‘关系户’这种不正之风作斗争的决定”。同时,随着我国开始实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犯罪问题严重,中央提出着力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行为。80年代中后期,出现“官倒”现象,中央坚决清理官商结合的公司,严厉打击非法倒卖活动。90年代以后,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快速转轨,经济领域腐败问题多发,中央加大了对金融、证券、期货、房地产、建筑工程等领域的监督和治理力度。新世纪初,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腐败行为和不正之风向社会事业领域蔓延,中央重点查办了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职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案件。十八大以来,中央出重拳惩治腐败,强调“老虎”、“苍蝇”一起打,以作风建设为切入点,凡是影响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问题都要及时解决,凡是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都要认真医治,凡是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都要坚决祛除。资料显示,2013年,中央查处腐败案件涉及省部级干部31人;今年以来已有5人被调查(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祝作利、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江西省副省长姚木根),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3.把权力运行部位作为重点监督环节。党的八大对权力制约和监督制度进行了有益探索,如加强党对于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中央一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加强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地方各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国家民主和法制建设不断发展,党和国家各种监督制度逐步得到恢复和完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对“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进行全面阐释。十七大报告提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十八大报告又明确要求:“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第10章专门对“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进行部署。习近平同志强调,权力不论大小,只要不受制约和监督,都可能被滥用;反腐败必须强化监督、管住权力;要把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为一个大问题抓起来”。

(三)在监督方式上,要坚持党内党外监督相结合,增强监督合力

1.加强党内监督。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邓小平同志就党内监督作出了“两个最重要”论断,一是“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来自党委会本身,或者书记处本身,或者常委会本身。”因为领导人的工作“上级不是能天天看到,下级也不是天天能看到,同级的领导成员之间彼此是最熟悉的。”二是“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坚持和用好党内政治生活的“四大法宝”: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坚持严格党内生活;坚持党性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党内监督条例》规定了10种监督制度(即: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述职述廉,民主生活会,信访处理,巡视,谈话和诫勉,舆论监督,询问和质询,罢免或撤换要求及处理),明确了6个监督主体的职责(党的委员会、党的委员会委员、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党员、党的代表大会代表6种主体)。十八大以来,党内监督不断创新:一是强化纪委的派驻监督,实行统一名称、统一管理。二是强化巡视监督,做到全覆盖,突出发现问题、强化震慑作用。习近平同志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讲话中,用“很有成效”充分肯定了一年来的巡视工作,指出,凡是去过的地方都发现了一些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是平时很难发现的。三是严明党的纪律,严格请示报告制度,坚决克服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现象;四是坚持以上带下改进作风,以解决突出问题为切入口扶正祛邪,做到抓领导、领导抓,抓具体、具体抓。

2.实施全面监督。2005年惩防体系《实施纲要》,重点强调了6类监督主体的责任,即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司法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社会监督。2008年惩防体系《工作规划》,提出支持和保证群众监督,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2013年惩防体系《工作规划》重点完善了6类监督方式,即:党内监督、法律监督、行政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在党内监督中特别提出了“特定问题调查”制度;创造性地提出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

3.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是习近平同志加强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思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反腐败方式的一个重大转变,就是实现了从运动式反腐向制度制约和常态化监督的转变。邓小平同志在回顾党走过的曲折道路时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十六大之后,我们党先后就巡视监督、派驻监督、党内询问和质询、党员领导干部诫勉谈话和函询、述职述廉、舆论监督等制定一系列制度规章,党内监督制度体系初步形成。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鲜明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强调,规矩是起约束作用的,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监督来保障和巩固工作成效。2013年惩防体系《工作规划》明确提出修订两个试行的条例,就是《党内监督条例》和《巡视工作条例》,完善监督制度。

(四)在监督体制机制上,要坚持一个核心,实施双重领导,落实三项任务

1.坚持党委统一领导这个核心。这是党的根本制度。1998年颁布、2010年修订的《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明确提出,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习近平同志在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各级党委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有全面领导责任;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党委是起领导核心作用的,各方面都应该自觉向党委报告重大工作和重大情况,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尽心尽力做好自身职责范围内的工作;明确了党委主体责任5项具体内容:加强领导,选好用好干部,防止出现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从源头上防治腐败;领导和支持执纪执法机关查处违纪违法问题;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管好班子,带好队伍,管好自己,当好廉洁从政的表率。

2.实施双重领导体制。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党的纪律检查体制不断创新,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各级纪委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工作。七大、八大和十一大党章都作过相应规定。二是1980年,中央批准地方纪委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但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三是1982年十二大党章规定,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党的委员会都由同级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地方纪委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下开展工作,不再沿用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的表述。十二大确立的纪检机关的产生方式和职能、机构、任务一直延续至今。这个历史过程实质上是逐步加强了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领导权主要体现为“两个为主”: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习近平同志指出,这既坚持了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领导,坚持了党管干部原则,又保证了纪委监督权的行使,有利于加大反腐败工作力度。

3.落实三项任务。自1927年中央监委成立以来,党内监督机关的工作任务,就随着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而调整。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央一级纪律检查机构主要职责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严明党的纪律,清除党内叛徒和处理犯错误的党员。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纪委的任务有三项:检查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违犯党的纪律的行为;审查并决定对党员的处分或取消处分;加强纪律教育。十二大党章规定了各级纪委的“三项主要任务”、“三项经常性工作”。十六大党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完善,形成今天所说的“三项任务”和“五项经常性工作”。十八大以来,中央要求纪检监察机关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中央纪委先后两次调整内设机构和人员配置,优化结构、内部挖潜。习近平同志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明确了纪委的“监督责任”——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督促检查相关部门落实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任务,经常进行检查监督,严肃查处腐败问题。纪委的任务更加明确、重点更突出。

回顾党内监督的发展历程,就是要通过看历史、看现实,理解和把握监督理念、监督重点、监督方式、监督体制机制的变与不变,把握监督的规律性,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不断增强责任意识、监督意识、担当意识。就是要围绕“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强化监督责任;围绕“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强化纪律建设;围绕“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加大案件查处;围绕“强化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和教育”,科学有效预防腐败,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二、从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形势中,认识纪检监察工作面临的挑战

教育是加强党的政权建设、维护意识形态阵地的重要基石,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支撑。教育系统点多、线长、面广,现有2.6亿学生、1600万教师、52万所学校。(全国高校在校大学生党员数316.26万人,占学生总数的12.08%,党支部82716个;全国高校教职工党员数119.76,占教职工总数52.84%,党支部89133个)。加强教育系统党的纪律检查、行政监察、执纪监督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

长期以来,教育纪检监察部门,严格执行中央决策部署,履职尽责,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一是围绕中心强化监督检查。把严明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放在首位,全面维护和落实党对教育系统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紧跟中央决策部署开展专项检查。2010年,对中央扩大内需教育投资项目、直属高校1001个重大工程项目实施情况,跟踪问效;2011年,对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廉政准则》执行情况,实施量化考核;2012年,对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项目和“三重一大”制度落实情况,进行检查评估;2013年,对科研经费使用情况、义务教育择校和教辅材料治理“两个文件”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检查工作坚持自查和互评相结合,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治标与治本相结合,保证了教育政策落实,保证了中央政令畅通。

二是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加强部地、教检合作,建立起举报线索评估、案件线索信息沟通、案件查办协同、案件处理协调、办案工作交流、办案成果共享等6个腐败案件揭露、查处、办案机制,不断完善案件线索集中管理、集体排查、分类处置、分层督办制度。近3年来,教育纪检监察部门共受理信访举报105233件,驻部纪检组监察局受理信访举报10492件,其中涉及部机关直属单位200件、直属高校956件,办理中央领导指示件133件、中央纪委批办件80件。教育纪检监察部门共立案11647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945人,移送司法机关846件。驻教育部纪检组监察局组织立案142件,涉案人数259人,给予党政纪处分193人,移送司法机关42件。

三是完善制度,坚决纠正四风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按照中央统一部署,扎实推进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边学边查边改,针对发现的“四风”问题,提出整改措施,完善制度,建立长效机制。教育部党组确定了60项整改举措,提出50项制度建设任务;教育部直属高校共制定或修订制度730项,内容涵盖办公用房、公务用车、因公出国(境)、公务接待、经费管理、作风建设、会风文风、节约型机关建设等方面。针对高校存在的“四风”问题,正在制定《高校领导班子及领导干部反对“四风”突出问题的规定》。

四是着力规范权力运行。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在完成对75所直属高校第一轮巡视的基础上,教育部启动新一轮巡视,推进直属单位、驻外机构巡视。直属高校巡视工作群众满意率达94.9%。近年来,湖南、上海、江苏、浙江、广东、湖北、河南等多个省市开展了对所属地方高校的巡视监督,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等一批高校积极探索对学校二级单位的巡查或专项检查。总体来看,巡视工作有力地促进了被巡视高校领导班子建设,加强了高校党内民主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促进了高校各项事业的科学发展。另外,把党风廉政建设融入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进程中和业务工作中,通过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积极探索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实践。大力推进阳光治校和信息公开,强化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的监管。可以说,教育系统反腐倡廉实践、制度和理论成果中,关于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监管的成果最为丰富。

五是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坚持“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问题”,从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抓起。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部级联席会员成员单位5部委部署开展春、秋季专项检查工作。结合专项检查工作部署,各地集中整治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问题,着力解决“以钱择校、以分择校、以权择校”问题;深入治理中小学教辅材料散滥问题,建立以“一科一辅”为核心的教辅材料评议推荐新机制,努力实现“数量可控、质量提升、市场规范、负担减轻”的管控目标;积极开展乱补课、乱办班问题治理,一定程度遏制了补课乱收费的蔓延势头;加强教育系统行业作风建设。重拳治理高校“点招”问题,出台一系列实招硬招,加强招生计划管理,实行公开承诺、强化监督检查,严肃查处暗箱操作、徇私舞弊等问题,制度性“点招”问题已基本退出历史舞台。

在看到成效的同时,我们要清醒认识到,当前,教育系统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执纪监督工作面临新挑战。

一是,涉案主体呈现多元化。教育部机关和直属单位案件时有发生,地方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案件频频发生,学校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易发多发。近年来,在高校受党政纪处分的人员中,中层干部和教师占52%;中小学职务犯罪案件数,占教育系统职务犯罪案件总数的49%,“小官大贪”问题较为严重,“监督的最后一公里”仍存在不少问题。

二是,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近年来,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聚集部位监管力度不断加大,但腐败蔓延势头仍未得到根本遏制。在科研经费方面,2012年以来,直属高校已有118名科研人员被调查;2013年,重点抽查了30个高校的346个项目,30%的项目存在问题。如,浙江大学教授陈英旭,在承担太湖流域面源污染防治专项过程中,通过虚假票据、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被一审判定贪污科研经费共945万余元。北京邮电大学“核高基”知名专家宋茂强因套取科研经费一审被判决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在招生考试方面,近年来连续发生了几起案件。内外勾结、多人共同作案,涉及学校有关人员,教育部门、招生部门相关人员及考生、家长,甚至一些中介力量。辽宁省招办副主任王哲夫和两名副处长,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原副院长申相德,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原副主任刘立军等,利用职务之便在考试招生中受贿,被判刑。在基建工程方面,发生的案件占教育系统案件总数的24%,去年,四川高校多名校级干部因基建等问题“落马”,如,四川大学原副校长安小予、绵阳师范学院原党委书记苏智先、四川护理职业学院原校长邹世凌、四川理工学院原院长曾黄麟、成都中医药大学原校长范昕建、原党委书记张忠元等。在物资采购方面,发生的案件数占教育系统案件总数的23%。如,江苏徐州某高校膳食管理中心副主任王孟元、后勤服务公司经理赵修平,3年间在食品采购、工程维修、房屋租赁户等方面分别受贿赂5.2万元、11.5万元。在校办企业方面,也暴露出不少问题,监管体制不顺畅、监管工作不到位、抗风险能力低,(整个高校校办企业2012年资产收益率约为3.4%,比国资委所辖企业低3-5个百分点),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明显增多。有同志用“胆子大、出事多、群众关心”来描述校办企业的问题。浙江大学原副校长储健,涉嫌大量侵吞国有资产案,已被批捕。

三是,一些腐败案件涉案金额巨大。清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尹稚、副院长梁伟、财务负责人周孜敏,2001年起以支票兑现金、截留收入等方式设立“小金库”,金额达2.04亿元。吉林省原总督学于兴昌,2001-2009年利用担任高校工委副书记、教育厅副厅长、总督学的职务便利,非法收受和索取他人财物共计953万元,受贿159笔,获无期徒刑。

四是,窝案、串案较多。有的案件涉及几十人甚至上百人。2011年,浙江省永康市教育系统贪污学生午餐费腐败窝案。在被查处的33人中,1人为前任永康市教育局局长、27人为现任校长、4人曾任校长、1人为现任副校长,涉案总金额达400余万元。中央领导同志曾对此事作出批示:“读了这则消息令人气愤!一些党员干部、学校校长竟敢吃学生的伙食回扣,他们的党性何在?宗旨意识何在?良心何在?对此类问题要严肃查处。”2011年,内蒙古巴彦淖尔地区百名校长贪腐案。从最初的一起贪污2.5万元的案件,发展到立案24件,最终,24名中小学校长被判刑,上百人受到处理。这些腐败几乎渗透到了学校每个角落,从教材、多媒体设备、学生校服,到黑板、课桌、垃圾桶;从学校领导、分管领导,到职能部门、经办人。

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发生在教育领域的腐败问题,固然有多方面因素,但作为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教育纪检监察部门、包括纪检组监察局,我们的监督责任是否落实?监督是否有力?监督是否有效?纪检干部是否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这是需要我们反思和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近期,纪检组监察局就纪检监察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做了一些调研,进行了分析梳理。大家认为,还存在以下问题:

1.从纪检监察部门工作来看,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问题。

(1)在组织协调方面。一是对“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职能,理解不到位,有时越位、缺位、错位,组织协调力度不强,存在纪检监察工作与行政管理“两条线”,业务管理与廉政风险防控“两张皮”,反腐败力量分散。有的纪委不注重调动和发挥各职能部门的作用,往往是自说自话。二是有的单位纪检监察部门职能弱化,按规定监察处长可以列席校长办公会,但实际没有执行;有的重治标、轻治本,重检查、轻处理,主责不突出,常常是“被纪检”,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工作疲于应付,该担的责任却没有担起来。比如,学校的基建工程、物资采购、招生录取、职称评审、评优推先等工作都请纪委到场“纪检监察”,经常是上午给纪委打电话,说下午就要评标,临时拉纪检监察人员到场,为业务工作廉洁性贴“标签”,起不到实质性监督;在高考工作中,有的教育纪检监察部门负责看管保险柜钥匙和考场监控录像回放等事项,做了本该是业务部门的工作。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纪检监察的独立性、权威性。三是惩防体系建设没有深入到位,防治腐败的措施不多,制定惩防体系建设实施办法,存在照搬照抄、照发照转,上下一般粗,特色和特性不显明;有些重要部位、关键岗位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监控机制;一些改革举措没有体现惩治和预防腐败的要求,甚至产生体制机制上的缝隙和漏洞,为一些人提供了寻租、搞腐败的机会。四是执行力不够,推动力不强,面对复杂的形势、艰巨的任务,缺乏执著的劲头和“钉钉子”的精神;在解决重点难点问题上,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不够,应付突发事件多、超前谋划提出预案少,被动应对热点难点问题多、抓基础性预防性工作少,应答式工作多、探求规律性工作少;不善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特别是当遇到体制机制问题以及外部条件影响时,缺乏创造性开展工作和迎难而上的魄力。

(2)在监督执纪方面。一是监督方式存在局限性,不敢监督、不善监督。监督方式单一,缺乏有效载体,看似对工作流程和事项进行了监督,其实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监督效果;监督手段缺乏精准度,措施不过硬,重点不突出,没有找到“四两拨千斤”的抓手和“打蛇打七寸”的着力点;监督流程缺乏规范性,事前、事中、事后监督衔接不够,监督程序空转、流于形式,没有实效。二是执纪原则性不强,不敢动真碰硬,不敢“真查、严查、细查”;对一些所谓“小错”,失之于宽、失之于软,避重就轻、妥协通融,甚至包庇隐瞒、网开一面、法外施恩,导致腐败问题易发多发,产生破窗效应;对问题把握不深刻、不全面,心中无数。比如,人民大学招生办主任蔡荣生,担任招生处处长多年,兼任5个企业独立董事,借权营生、利益输送,师生和社会早有反映,学校却没有及时处理。检察机关通过查办案件对招生领域问题的分析,比我们常年作监督工作的同志掌握的透彻。检察机关提出高考招生录取中的7种利益输送和借权营生的方式:通过招生信息发布的时差谋利、通过组织小语种提前招生谋利、通过自主招生初选、初试、复试谋利,通过招生扩大降分幅度谋利,通过文艺特长生、高水平运动员录取谋利,通过保送生计划分配谋利,通过机动招生计划投放谋利。三是监督不到位,对党员干部的思想、工作、生活情况知之甚少,对存在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党员干部,没有及时约谈、函询提醒。比如,河南省教育厅原财务处负责人冯哲,在2005-2011年共73次收受请托人的贿赂,金额从2000到十几万不等,作案时间跨度长、受贿次数多,群众早有反映,但组织上没有及时提醒、制止。

(3)在查信办案方面。一是办信不力、查案不严,压信不办、压案不查,对审计发现的问题跟踪督办不及时。中央巡视组发现,人民大学纪委2005年以来共收到信访举报460件,但仅立案查处4件;反映招生问题占信访举报的21%,但没有认真查处;群众反映学校某直属单位负责人接受供货商赞助变相出国旅游,利用招聘工作人收受贿赂,以及用公款购买高档保健用品送礼等问题,纪委都没有及时了解核实和依纪依法处理。二是办案能力不强,对纪检监察案件检查知识学习不够,对线索受理、初核、立案、调查取证、移送审理、处分执行以及管理监督程序心中无数。有的地方、高校纪委多年没有办过案件,缺乏查信办案实战经验,办案能力较弱,遇到事情束手无策。比如,有的高校违纪错误事实不与当事人见面,直接给予处分。三是纪律意识不强,贯彻执行党纪条规不到位,执行上级部署不坚决,有的地方和高校屡屡出现重大腐败问题,纪委熟视无睹、敷衍塞责、隐瞒不报。比如,北京某高校对于群众多次反映的体育部老师私分“小金库”问题不予处理,举报人多次反映无果后举报至检察院,检察院予以立案,数名教师被判刑。

(4)在责任追究方面。一是党风廉政建设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不健全,各种“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名目繁多,但实际效果不佳;党风廉政建设任务不具体、责任不明确、考核指标不健全;有的学校每年签订责任书,但很少对落实情况进行考核评估。二是制度机制不健全,缺乏责任分解、检查监督、倒查追究的完整链条不健全和操作性强的责任追究办法。三是问题处理就事论事,责任追究不全面。只注重直接责任,不注重连带责任和领导责任,缺乏责任和压力传导,助长了事不关己和明哲保身的风气。四是责任追究不得力,“达摩克利斯之剑”往往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不疼不痒。该移交的不移交,该处分的不处分;该批评的不批评,该通报的不通报。五是处理依据不准确,对相关责任人,没有严格按照法律制度进行处理,甚至出现适用错误、超权限处理等低级错误。比如,某大学纪委违反纪律处分条例中干部管理权限的规定,对该校副校级领导作出纪律处分,经当事人申诉后发现,该校无权处分校领导,相应处分被撤销。某高校对教师处分错误适用《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贻笑大方。

2.从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来看,主要表现为:有的工作能力不强,工作不在状态,缺乏职业担当。

一是,缺乏全局观念、理性思维。站位不高、前瞻性不够、底数不清、危机意识不强。对全国反腐败斗争形势判断不到位,对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现状把握不准确,对本单位本部门存在的问题思考不深入,对国家法律、党内法规、纪律检查知识学习研究透彻,对执纪问责等应知应会的东西一知半解,以至于敏感性不强、自我感觉良好、盲目乐观,认为教育系统的腐败较之社会上其他部门是“小巫见大巫”,与社会风气相比要好得多。比如,我们纪委书记是否都清楚本学校科研项目的数量、存在哪些漏洞?清醒考试招生中可能会出现什么形式的权钱交易?清楚监督对象的基本情况?

二是,不敢担当、不愿负责、不敢监督,原则性不强。近日,王岐山同志多次强调,作为纪检干部你不红脸谁红脸、你不瞪眼谁瞪眼、你不吆喝谁吆喝,告诫纪检干部要敢于监督、敢于负责。但在现实工作中,有的纪检干部顾虑重重、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畏难情绪重,遇到问题和困难时,过分强调客观因素,把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过分归咎于外部因素,不敢正视,绕着走、往后缩;有的反映和处理问题不是从全局出发,而是从部门、学校、单位、个人利益出发,遇事先考虑个人,先考虑情感因素,不敢直言,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比如,有些干部问题突出,群众反映较多,纪检干部却不敢说、不敢管,不敢与当事人交锋。有些高校科研经费使用中的问题普遍,课题负责人贪污、挪用科研经费问题严重,群众反映强烈,纪检部门了解情况,但不管不问。

三是,不愿创新、不想创新,安于现状、因循守旧。缺乏俱进的精神,习惯用老眼光看待新事物、拿老办法对付新情况;教育改革发展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央对反腐倡廉战略作出重大调整,但有的干部还是没有反映和感受,思想不提速、工作慢半拍;有的明知道情况发生了变化,但宁可按惯例、循前科,到文件里找依据,在新形势面前裹足不前;有的缺乏勇于改革精神,不愿开动思想机器、下定决心去改革本系统、本学校、本部门、本单位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四平八稳,不为人先,致使一些老问题多年得不到解决,新问题又不断出现。比如,学生课业负担、择校乱收费、虚报冒领经费、师德师风问题,年年部署,时至今日仍未得到根本解决。

四是,精神不振奋、作风不扎实、工作不投入。有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接“地气”,满足于说些官话空话套话,有的不思进取,照本宣科,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贯彻文件,以一般号召取代具体指导和监督检查,以为开了会、发了文、签了责任书就万事大吉;有的理论知识掌握不少,但不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地分析违纪违法问题、说明纪检监察工作,不善于用规律性的认识指导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隔空对话、隔靴搔痒;有的欺上瞒下、包庇纵容,对上级要求打折扣、搞变通。比如,去年,克强总理对某地教育部门强制中小学生订购教辅材料问题作出重要批示,发改委核查的结果是问题严重,但本单位上报的核查的结果是“问题不属实”。驻部组局接到的有关信访举报件,按照信访管理规定和管理职责,转地方或学校查办,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些信访件长期没有回复,石沉大海。

3.从纪检监察体制看,主要表现为:体制不顺,动力不足,合力不强。一是纪检监察“双重领导”体制实施面临实际困难,省纪委、省教育纪工委对地方高校纪委的领导体制不顺。比如,有的地方高校感到他们既在、又不在这“两个纪委”的领导之下,因为“两个纪委”的领导力度和工作紧密度都不够;有的高校认为省教育纪工委应是地方高校纪委的直接领导,但教育纪工委是省纪委派驻机构,人手不多,管辖全省教育纪检监察,管不过来。二是纪检部门执纪的权威性、查处的独立性得不到保障,纪委与被监督部门处于同级地位,在行使监督职能时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往往不敢主动出击,甚至不敢监督。纪委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发挥不够。多数高校纪委书记同时还担任党委副书记,分管学校多项业务工作,学校纪委委员许多是由业务部门处长或学院院长兼任,纪委书记、纪委委员监督作用发挥不够。一些纪委难以参与重大事项核心决策过程,重大决策、重要文件的廉洁性得不到有效保障;对涉及党员领导干部的违纪违规线索核查工作难以开展。三是地方、高校纪检监察部门及其干部主要接受同级单位领导、业务部门和干部教师的考评,纪检监察部门和岗位绩效考核方式不够科学合理。四是直属机关纪检监察组织建设中存在机构设置不健全、体制机制不完善、职责任务不明确、人员力量薄弱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影响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开展;驻部纪检组监察局与部机关纪委的关系和职能定位不清晰,工作协调和合力不强;从机关司局、直属单位所承担的职能任务看,由于位置重要、权力集中,往往会面对更多的腐蚀与反腐蚀的考验,但由于纪检监察工作力量不足,多数纪委不能独立查办案件;自觉接受上级纪检监察机关的指导和支持,及时报告重要工作进展、重要信访举报、重要案件查办等方面,都有待加强。

以上问题,是教育系统纪检监察部门和纪检监察干部存在问题的分析汇总,可能概括得不够准确,也不够全面。建议,大家认真讨论,进一步修改补充,研讨班结束后,形成一个研讨班综述或纪要,为整改提供借鉴。

三、落实三转要求,大力提升执纪监督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围绕“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出一系列新的理念、思路和举措。适应中央新要求,中央纪委提出“三转”要求,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其核心要义是创新纪检监察工作、深化党风廉政建设。中央纪委以上率下,形成鲜明的工作特色。我们要牢固树立创新意识、问题意识、责任意识,突出主业,强化监督,不断提高履职能力。

(一)进一步转变理念思路,统一思想认识

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其根本是正确把握发展大势,充分认识“三转”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

1.要充分认识到“三转”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时代要求。国家治理体系是一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央提出60项重大改革,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各行业,都在进一步梳理职能定位、变革治理理念和传统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和组织制度。并且,随着改革深入推进,各领域各部门之间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显著增强。纪检监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支撑,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直接关系改革整体进程,如果不能主动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环境,慢人一拍、滞后一步,不仅自身工作做不好,还会阻碍改革发展大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顺势而为,应时而变,通过“三转”,提升纪检监察能力,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作用。

2.充分认识到“三转”是推进党的建设的内在要求。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贯穿党的建设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方针。习近平总书记在三中全会上深刻指出,目前反腐败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反腐败机构职能分散、形不成合力,有些案件难以坚决查办,腐败案件频发却责任追究不够。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其中的一个很重要方面,就是理清和落实纪检监察责任。具体来讲,就是推动“三转”、强化监督,为我们党牢牢守住廉洁底线、推进廉洁政治建设。这就要求我们攥紧拳头,专攻术业,全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为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作出贡献。

3.要充分认识到“三转”是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现实需要。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教育现代化基本实现。这距离现在只有6年时间,比国家整体现代化要提早30年。三中全会明确了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攻坚方向和重点举措,改革的广度、深度和难度显著增强。随着改革深入推进,还会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许多问题是纪检监察原有方式难以解决的,但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治理,腐败和不正之风就会滋生蔓延,给教育事业带来重创。因此,教育改革任务紧迫而繁重,纪检监察工作急需创新。一方面,各业务部门必须落实监管责任,仅靠纪检监察部门直接管,既管不了也管不好。另一方面,纪检监察部门要主动适应教育综合改革的新要求,通过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创新监督方式,提高监督效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动力系统,为教育综合改革保驾护航。

4.充分认识到“三转”是营造社会良好政治生态的迫切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对教育系统来说,这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还具有特殊重要意义。贵仁部长指出,教育系统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领域,领导干部要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知识分子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学生要在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中间受益,这是与别的部门最大的不同。当前干部师生的价值观念、文化认同以及诚信体系、校园文化建设内外部环境都在发生变化;教育领域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不正之风问题依然很多,影响了权力的公信力和群众对公平公正的信心。“三转”是固本强基之策。纪检监察部门必须通过“三转”,提高维护纪律、维护公平、维护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主导地位的能力,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总之,“三转”是中央要求、形势所迫、改革所需、群众所盼,是当前教育纪检监察部门开展工作的方向、原则和基本遵循。我们要学习好、领会好“三转”要求,不折不扣贯彻落实。

(二)进一步聚焦中心任务,全面履行职责

聚焦中心任务,就是要紧紧围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守担当,履职尽责,做到“抓住一个关键、突出三个重点、把握四个关系”。

1抓住一个关键——就是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

一是协助党委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向党委(党组)传达、报告党中央、中央纪委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决策部署;结合实际,提出贯彻落实的措施、建议,使之成为同级党委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任务;同时加强督促检查,保证工作任务落实。

二是协助党委加强组织协调。推动健全组织协调领导体制,完善组织协调工作内容,形成组织协调工作平台,强化党委主体责任,形成党委领导、纪委协助的整体合力。协助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的分解、检查、考核,完善责任传导和责任追究机制,形成闭合回路。创新协助和协调方式,针对反腐倡廉重大问题和薄弱环节,督促检查相关职能部门落实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任务和责任;争取党委的领导和支持,增强纪委的权威性和组织协调力度,以纪律性保证组织性。

三是协助一把手抓好党风廉政建设。为领导班子主要负责同志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落实“四个亲自”,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提供服务和支撑。协助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管好班子、带好队伍,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结合领导班子成员职责分工,共同研究和实施源头防治腐败的措施。

2突出三个重点——就是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一是强化监督职能。要加强日常监督,督促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党员、干部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等各项纪律,规范权力运行。要加大办案力度,严肃查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等违纪违法案件,严肃查办发生在重点部位、关键环节和群众身边的腐败案件,严肃查处用人上的腐败问题、匡正选人用人风气。要推进作风建设,持之以恒推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持不懈纠正“四风”问题,以“钉钉子”的精神一年一年抓下去,一个时间节点一个时间节点地抓,做到经常抓、长期抓,踏石留印、抓铁有痕。要突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突出对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业务监督工作的再监督,突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二是强化执纪职能。要维护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对党员、干部进行遵纪守法教育,把党的纪律要求融入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党风廉政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依纪依法保护干部师生,作出关于维护党纪的决定。要严格审查和处置党员干部违反党纪政纪、涉嫌违法的行为,检查、处理党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的案件,按照有关规定决定或取消对这些案件中的党员的处分。要受理党员的控告和申诉,保障党章规定的党员权利不受侵犯。

三是强化问责职能。要理清责任、落实责任。完善并严格执行责任追究办法,健全责任分解、检查监督、倒查追究的完整链条,督促检查相关部门和责任人落实惩治和预防腐败任务,督促落实“一岗双责”。要加强责任考核。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强对下级党委行政和纪委领导班子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的考核,考核结果要作为干部考察的重要依据。要加大责任追究。对于发生的具体问题,都要分清责任,提出具体问责意见,按照权限进行责任处理。加大惩戒问责力度,实行“一案双查”,对发生重大腐败案件和不正之风长期滋生蔓延的单位和部门,既要追究当事人责任,又要追究相关领导责任。

3纪检监察部门全面履行职责,要正确把握“四个关系”。

一是正确把握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的关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承担监督责任,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是一个有机整体,统一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总方针。正确把握好两者的关系,必须明晰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的内涵,党委主体主任包括5个方面。即:加强领导,选好用好干部,防止出现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从源头上防治腐败;领导和支持执纪执法机关查处违纪违法问题;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管好班子,事好队伍,管好自己,当好廉洁从政的表率。纪委的监督责任,前面已经讲过。

二是正确把握纪检监察和业务监管的关系。纪检监察和业务监管是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共同的目标是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纪检监察部门要坚守责任担当,把不该管的交出去,认真思考哪些工作应当交出去、交接后相关工作机制和制度如何调整完善;充分依靠党组织的力量,加强与职能部门的沟通协调,防止交接中出现监管真空、推诿扯皮、滋生腐败。要从原先配合业务部门监督检查,转变为对业务部门履行职责的监督检查;切实发挥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的作用,督促业务部门强化业务监管,落实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三是正确把握严厉惩治和抓早抓小的关系。坚持零容忍、出重拳,对于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无论涉及到什么人,无论职务高低,无论发生在何时何地,都要严肃查处,决不姑息。坚持防微杜浙、忧在未萌,对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早查处,注意发现和纠正那些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问题,如,科研经费跑冒漏滴、后勤采购吃拿卡要、考试招生请托送礼、“潜规则”等问题。

四是正确把握治标和治本的关系。中央纪委提出“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的策略,是对反腐败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党风廉政建设规律正确把握。“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是中医的治疗法则,同样适用于惩治腐败。治标靠整风肃贪,刹住不断蔓延的贪腐之风,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治本靠制度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从源头上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近年来,腐败问题不仅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也影响了民众心理和社会风气。有信不办、有案不查,既是对腐败的纵容、养痈遗患,更是严重损害党和人民的血肉关系。必须通过治标强力打击,使贪腐之风有效遏制,给群众以信心和决心,从而为治本赢得时间,使治本战略得以顺利推进。

(三)进一步创新方式方法,加强制约监督

创新方式方法,是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的关键内容。聚焦主业、抓好主责,关键是要不断创新执纪监督方式方法和体制机制。

1.加强党内监督。认真行使好特有的党内监督权,建立党委领导班子内部制约、监督的制度和机制,加强对党委领导班子成员的监督。一是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完善“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完善师生员工民主参与、专家咨询和集体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二是通过党委常委会、民主生活会、校长专题会议等制度,加强对领导班子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坚持民主集中制、执行议事规则情况的监督。三是积极探索纪委书记(纪检组长)与主要负责人、党组成员不定期的沟通交流制度,强化日常监督;四是完善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和年终述职述廉制度,加强对领导干部执行廉洁自律规定情况的监督检查;五是完善机制,督促党委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2.加强巡视监督。十八大以来,中央对巡视工作作出重大调整,突出问题导向。由于定位更精准,监督更具震慑力。今年,教育部将把巡视工作作为执纪监督工作的重要任务,按照中央纪委的要求,紧密围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这个中心开展,强化对被巡视单位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人的监督,以突出发现问题为导向,创新方式,强化监督,发挥巡视效果。将选派熟悉人事、财务、规划、学生、高教、纪检监察工作的人员参加巡视,选派现职司局级干部担任巡视组负责人。在试点的基础上,派出10个巡视组。希望各地、各高校结合实际,不断创新方式,探索有效的巡察办法。

3.加强信息公开。中国社科院发布了2014年《法治蓝皮书》,对55个国务院部门的政府信息公开透明度指数进行了排名,教育部排名第一。这与部党组强力推动公开工作、与各级教育部门和高校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同时要看到,教育系统公开工作还有许多亟待改进和加强的地方。纪检监察部门要充分利用好信息公开这一有效的监督方式,大力推进信息公开,杜绝暗箱操作,在党政部门、领导干部、人民群众、社会各界之间搭建一个共同治理的平台,使真实可靠的信息成为治理利器,增强权力行使部门的公信力。要监察、督促有关部门制订信息公开清单并向社会公布,推进职能公开、依据公开、程序公开、结果公开、监督公开。要完善信息公开监督机制,建立对部机关和教育系统信息公开工作情况核查通报制度,引进第三方参与教育信息公开监督。对于规定公开而未公开或虚假公开的,必须查明原因,加强整改,追究责任。党组将印发的《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明确了高校公开的50个事项,高校要对照落实,特别是纪委如何在落实中强化监督。

4.加强督查督办。要敢督敢查、善督善查、真督真查,一级抓一级,形成压力传导和责任传递机制,克服“梗阻”现象和“不落地”问题。要重视上级交办件的督查督办,重视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和教育领域重大突发事件处置情况的督查督办。对于重大问题要挂牌督办,推动直查快办,加强巡访、回访,结果要向社会公布。驻部纪检组监察局将开展重要信访举报、重要案件线索的专项监督、跟踪问责、跟踪问效。

5.加强通报曝光。一年多来,中央纪委对违纪违法案件通报力度不断加大。日前,中央纪委网站开通了“纠正‘四风’监督举报直通车”,实施“每周通报”制度。这些做法,为纪检监察系统做出了示范,也是对各级纪检监察部门责任和压力的传导。要把“查处”和“通报”结合起来。扭住落实八项规定不放,严肃查处顶风违纪问题,持之以恒抓下去,一个时间节点一个时间节点地抓。通过5年的努力营造起优良的政风社风。同时,对于违反八项规定、违反师德师风、教育乱收费等方面问题以及涉嫌违纪违法的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公开曝光一起。

6.加强专项治理。重点是协助党委、教育工委,组织协调各种监督主体,完善治理体系,深化治理效果。要在抓落实、见成效上下功夫。一是建立和完善治理责任落实机制,明确业务部门在教育行风治理工作中,负主体责任,必须加强行业监管,及时纠正分管领域内的行业不正之风;教育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强对业务部门履行治理工作的监督,定期检查考核,倒查追责。二是巩固完善治理工作机制,发挥好部门联席会议机制的作用,形成多部门、多领域、多手段齐抓共管格局;进一步完善纪检监察和业务主管部门之间定期会商、信息沟通、督察督办、重点约谈、典型案件通报等工作机制,做到业务工作和纪检监察工作的深度融合。三是进一步创新行风评议机制,拓展评议范围、丰富评议内容、优化评议指标体系,提高行风评议科学性和专业性,更好发挥行风评议在治理工作中的促进作用。

(四)进一步提升职业能力,抓主业负主责

提高能力,是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的目标要求。在去年的培训班上,我对提高纪检监察干部职业素养提出了一些实践路径,希望大家提高“三种能力”:推动科学发展的能力、增强有效防治腐败的能力、增强维护和谐稳定的能力。今天,我想再强调3种能力。

1.提高维护纪律的能力。既要强化自身纪律约束,自觉自律,凡是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同时,要严明党内各项纪律,维护纪律严肃性和权威性,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要切实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定力,善于从政治上、全局上思考问题,加强对重点领域和重点人的管理,对于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各自为政、阳奉阴违行为敢于亮剑,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要加强组织管理,深刻把握当前教育系统纪律建设特点和存在的突出问题,严格组织观念、组织程序、组织纪律,综合运用提醒谈话、诫勉谈话、函询约谈等制度,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纪律约束,严肃查处无组织、无纪律、自由主义、好人主义等行为,坚持抵制人身依附关系。要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方面,做到“五个及时报告”,涉及重要工作、重大案件,及时向上级纪委和同级党委报告;涉及重点工作,事前及时与上级纪委沟通,事后及时专题形成报告;涉及教育部管干部的重要信访件和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的案件,及时向驻部纪检组报告;涉及单位综合改革的重要工作动态,及时与上级纪委沟通报告;每年定期向上级纪委就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专题汇报。通过请示报告制度,保证反腐败工作有序、有力、有效推进。

2.提高查信办案的能力。核心是提高政治敏感性和专业技能。要加强专业知识学习,熟练掌握和运用党纪条规、法律法规和纪律检查知识,不断提高查信办案技能。增强对信访举报、案件线索的敏锐度和洞察力,完善问题线索排查处置机制。中央纪委制定了拟立案、初核、暂存、留存和了结五类信访举报处置方式和标准,细化了侧面了解、初核、立案、采取党内审查措施、涉案款物管理等各项制度。我们要按照中央纪委要求,健全案件线索“集中管理、集体排查、分层督办”制度。要严格办案纪律,落实“两为主”,坚守职业精神。2011年驻部纪检组监察局印发《关于实行重要信访举报及案件情况报告制度的通知》,明确直属高校出现6种情形的信访举报或违纪违法问题,必须及时向教育部纪检组监察局报告,希望大家认真学习,严格执行。

3.提高依法执纪的能力。正确履行党章、党内法规和行政监察法赋予的职责,在监督中执纪,在执纪中监督。凡是党纪国法明确规定的,都要不折不扣执行;对于违纪违法行为,都要严肃查处,保证反腐败法律制度刚性运行;对于群众诉求和教育改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要以法律制度为准绳进行解决,守住公平正义的底线。要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注重完善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等各项制度,加强制度的廉洁性评估,推动反腐倡廉各项制度之间、反腐倡廉制度与教学、科研、管理制度之间的有机衔接。纪检监察干部要带头学法守法,懂政策、善执行,防止因为法律制度掌握上的偏差,给工作和事业造成损失。

最后,我想再次强调精神状态和责任担当。一种良好精神状态,能够使力量倍增,克服各种困难。我们党面临的“四大危险”之首,就是精神懈怠的危险。习近平同志提出好干部的5个标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有两项反映的是思想和精神状态;他多次强调“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对待工作要有热情、有激情、敢担当、勇奉献”。担当精神是纪检监察干部的职业素养;唯有勇敢担当,才能强化监督。当前,教育系统有2万余名纪检干部,承担着极为艰巨的党风廉政建设任务。这支队伍是一支能吃苦、能打硬仗的队伍,是值得充分依赖的队伍。但是,面对严峻的反腐败斗争,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我们必须不断增强职业精神、担当意识。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严三实”和“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要求,不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求真务实、真抓实干;要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锻炼,树立群众观点,不辜负组织的重托和人民的信任;要坚持原则、敢作敢为,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不当“和事老”、不做“老好人”,做到善谋事、会创新、能落实、敢负责,做到忠诚可靠、服务人民、刚正不阿、秉公执纪。

以上是我的一点认识,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并在接下来的几天,围绕这次研讨主题深入交流、相互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