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陕西省纪委监委通报，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唐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而就在两年前，唐勇还曾以陕西省略阳县县长的身份，出现在四川师范大学党委原书记周介铭的违纪违法案卷中。

   一个是四川省属高校的一把手，一个是秦岭南麓的山城主官，相隔近千里的两人，为何在一个案件中同时出现？这与陕西商人邓伟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徐光伟/绘

只见鱼饵不见钩，笑纳“忘年交”财物埋下祸根

    出生于1956年的周介铭曾有过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下过乡，当过工人，还是高考制度恢复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和同时代的其他人一样，他心中曾充满了为国家发展做贡献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无论在西南大学地理系求学，还是毕业后在兰州商学院、西北民族学院任教，周介铭一直踏踏实实、勤恳认真。1984年，周介铭开始担任四川师范大学行政职务，从地理系办公室主任到系主任，再到学校教务处处长、副校长、校长，后任党委书记，每一个岗位上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2003年走上川师大校长岗位时，他还是当年四川省属本科高校中最年轻的校长。与此同时，周介铭的科研成就也令人瞩目，他多次获得国家和省级教学成果奖，还主持了不少重点基金项目，先后被评为教授、博士生导师，成为地理学领域的学术中坚。

    成功带来的骄傲，使周介铭渐渐放松了自我要求，内心悄然发生了变化。他错误地认为，在高校只要做好教学科研就算尽职尽责，政治理论学习和思想道德教育都可以敷衍了事。随着权力增大、交往变广，他收取的咨询费、评审费等越来越多。“即使意识到有些费用收得越界，但他知错不改，反而暗示自己这都是对其能力和付出的正当回报。”办案人员介绍，到后来，民办学校寻求支持递来的顾问费他也会笑纳，下属同事送上红包、礼品，他更是收得心安理得。

    自我麻痹的周介铭在偏离正轨的路上渐行渐远，开始接受老板的请托。2008年，周介铭经人介绍认识了陕西商人邓伟朝。邓伟朝的极力吹捧奉承，让周介铭“感到很受用”，年龄相差近二十岁的两人，一见如故成了“忘年交”。分别的时候，邓伟朝悄悄塞给周介铭一个红包，他略作推托就收下了。

    有了初次递上的红包，邓伟朝很快便请托周介铭帮助一名高考成绩不理想的学生——时任陕西省略阳县县长唐勇之子进入四川师范大学读书。在周介铭的“指导”下，唐勇之子先是转学到川师大对口的专升本院校四川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就读，再“曲线”进入川师大，几年后又在周介铭的帮助下顺利升为本校硕士研究生。

    除了见面礼，2008年至2012年间，就唐勇之子上学一事，邓伟朝先后3次累计送给周介铭17万元。

收钱办事成默契，为商人大开方便之门

    周介铭在校长岗位上任职近11年，时间越长、职务影响越大，主动和他交往的“朋友”就越多，特别是企业老板。起初他出于朋友义气，在能力范围内为老板提供帮助，后来“看到支持关照的老板事业越来越发达，开好车、喝好酒，到处买房置地，就觉得自己付出和所得不成正比，心态日益失衡”。在这种心理驱使下，邓伟朝请他帮忙解决生意上的问题时，周介铭没有拒绝，理所当然地收受感谢费，金额也越来越大。

    2009年10月，四川某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与北京一公司签订了一座产业园的投资协议，但公司内部分歧导致资金出现问题，投资协议面临解约。公司负责人找到邓伟朝帮忙。邓伟朝在一次饭局上向周介铭谈起此事后不久，周介铭便给该市领导打招呼，该市经开区表示能在项目上予以照顾。待投资方资金问题解决后，项目得以继续进行，周介铭也从邓伟朝处得到了回报。2011年，邓伟朝计划与陕西某企业老板合作销售某知名白酒，向周介铭了解有无途径帮助他拿到经销代理权，周介铭再次答应为邓伟朝牵线搭桥。他通过相关领导从中协调，帮助邓伟朝顺利拿下该品牌白酒在陕西为期1年的经销代理权，并获得了比上一次更高的“报酬”。

    党的十八大之后，随着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以往肆意用权的官员大都收敛收手，周介铭却丝毫没有停止之意。他暗暗为自己开脱：收送礼品礼金是中国社会人际交往的“组成部分”，不收不送反成另类，无法在“圈子”里混。事实上，与其说周介铭担心不好在“圈子”里混，不如说他迷恋受人追捧的快感和权钱交易的收益。是非观、义利观的错位，让周介铭“心安理得”了一时，却在日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办案人员介绍，2008至2014年间，邓伟朝多次向周介铭行贿共计190余万元。除了替邓伟朝的生意出面打招呼，周介铭还利用职务便利在学生招录、学校工程承揽方面为其大开方便之门。

从被“围猎”到被绑架，陷阱难填终遭实名举报

    像许多甘于被“围猎”的领导干部一样，周介铭自认为其与邓伟朝的往来人不知鬼不觉。直到事情无可挽回时，他才意识到，所谓的朋友只是看中了他手中的权力和职务影响。

        2015年，邓伟朝生意出现危机，欠下巨额外债。急需用钱的他，产生向周介铭要回贿款的想法。不久前还是交往密切的“好兄弟”，现在突然反咬一口，让周介铭始料未及。最初接到邓伟朝要求打款的电话，周介铭十分愤怒并明确拒绝，但邓伟朝却威胁要实名举报。周介铭想过向组织坦白，但是既担心组织知晓自己与邓伟朝的不正当经济往来，又十分恐惧被组织调查后身败名裂，即使意识到这是敲诈行为，也没有向组织报告，更没有向公安机关报案，一心想着满足邓伟朝的要求后尽快息事宁人。

    这一错误选择，让周介铭陷入被敲诈的泥沼中难以自拔，开启了日日惊悚、夜夜梦魇的生活模式。2017年3月16日，邓伟朝谎称唐勇被审查调查，自己公司同样涉案，公司账目中11.5万元款项牵涉到周介铭，要他将此款退回。当晚，周介铭借已故父亲之名，分3次将11.5万元转给邓伟朝。没想到，这些转账记录让邓伟朝又多了一个用以要挟的把柄。

    抓住周介铭惧怕调查的软肋后，邓伟朝变本加厉，不断抬高要价。20万、50万、100万……为了拿到更多的钱，他曾在网上发帖，揭露周介铭“借已故父亲之名受贿后退赃”，随后又将举报材料以“大字报”的方式张贴在川师大校门口，周介铭万般无奈，只得倾其所有不断向邓伟朝打款。

    然而，邓伟朝的要求却像个无底洞，周介铭即使掏空了家中多年的积蓄，也无法阻止其继续狮子大开口。痛苦又无奈的他将希望寄托于手中的权力，彻底走向扭曲变质。办案人员称，2017年3月至9月的短短7个月间，周介铭总共打给邓伟朝1800多万元。在校任职期间，他利用高校一把手职务和学术权威地位，在学校大搞“一言堂”，严重违反“三重一大”议事规则，以权谋私。而在受到邓伟朝敲诈勒索威胁之后，周介铭疯狂敛财的频率更是不断增加，其所有收受的财物最后几乎全部送给了邓伟朝。

       2017年6月，邓伟朝最后一次给周介铭打电话，索要5000万元，并称“给钱就移民国外不再打扰，不给就实名向纪委举报”。走投无路的周介铭实在拿不出这笔巨款了。误以为周介铭“不买账”，邓伟朝心一横，拨通了四川省纪委监委的信访举报电话。

       2018年11月，因严重违纪违法问题，四川省纪委监委予以周介铭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而邓伟朝也没能逃脱法律的制裁，2019年11月28日，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邓伟朝因犯行贿罪、敲诈勒索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6年，并处罚金200万元。

编辑点评

领导干部权力越大，觊觎权力的人就越多，遭到“围猎”的可能性就越高。慧眼识友、交往慎初尤为关键。周介铭交友不慎，与不法商人勾肩搭背，是其人生悲剧的开始。更为可悲的是，在遭遇敲诈后，周介铭没有选择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反而抱着侥幸心理，幻想尽快填满邓伟朝挖下的深坑，一而再再而三地掩盖错误。殊不知，欲盖弥彰、以错补错的种种做法，只会落得错上加错，最终亲手将自己推向不能自拔的深渊。对每一名党员来说，对组织坦诚是基本的政治品格，只有强化组织意识，相信组织、依靠组织，犯了错误及时知错、积极认错，主动向组织交代，才能为自己寻得一条正确的出路。

转自《中国纪检监察杂志》2020年16期